红军向父亲借过米

    曾经，年迈的父亲总自豪地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重复着同一个关于他和红军的故事。父亲把它当成一生的荣耀。

那是1935年12月12日的早晨，年过六旬的父亲正在田埂上给地主家放牛，忽见远处走来两个兵，一个背步枪，一个背着大刀。怕是抢牛来的吧？惊恐万分的父亲牵着牛就要跑，无奈牛不争气，吃着嫩草死活不动，眼瞅着俩兵已越走越近，“老伯，您别怕，我们是红军，是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咱农民自己的队伍。”操着浓浓外地口音，边说着已经走到了父亲的身边，自称红军的两个兵都二十当头，打着布腿、穿着草鞋，虽然瘦而黑，但双眼都炯炯有神。“老伯，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长征路过这里，粮食吃光了，想与你们借两百斤大米。”边说着，边从口袋里掏出盖有“贺龙主席”“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边区政府”印章的借条。胆怯的父亲因为怕牛被抢走赔不起一直不敢出声，两位红军以为父亲是不懂，便不厌其烦地伴着手势向父亲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之后父亲感觉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与以前碰到的兵也不一样，于是才搭起腔来：“我哪有那么多米借，这里的老百姓平时都拿红薯充饥。”见父亲开口了，两位红军很高兴，和父亲聊了起来，大概就三层意思：1、红军借米有边区政府的借条，可抵公粮。2、一家凑不到200斤，可以多凑几户。3、他们俩饿了，想吃饭。但不白吃，有红军纸币和粮票。

父亲把他们领回了家，一进家门见着母亲，便一个劲儿亲热地“大娘”“大娘”地叫开了。大哥、二哥以及院子里的年轻人都已躲进背后的山里，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挑夫抓怕了呀。父亲向母亲说明了一切后，母亲便忙活开了，盛花生、煮红薯，还炒了一盘自家半年也吃不上一回的辣椒炒小鱼虾，两位红军吃得非常甜，不停地点头道谢。吃完后便掏出红军纸币500元和边区政府粮票一斤，母亲执意不要，他们就给压在了碗底下。

趁两位红军吃饭之际，父亲已向隔壁的几户邻居说明情况，凑了200多斤谷子，因为听说是红军，没有一个含糊的，都是倾其所有。躲在后山的年轻人们也陆续地回来了。等到用速度极慢的碾磨把200斤米碾好，已是半夜过后，等大家一起把米送到红军歇脚的和康祠堂天已大亮。可红军部队却已集合往怀化方向行走，墙上留言让两位红军迅速追赶部队。无奈之下，言谢的话说尽之后两位红军又把200斤米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乡亲们，追赶部队去了。

借粮的两位红军的确是贺龙、肖克、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部队。红军长征路过武冈县和我们和康乡，大概一万多人，分散地走，三天三夜，所到之处，路边、墙上都可见红军张贴的落款为“贺龙主席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的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边区政府的布告和红土书写的“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等标语口号。

父亲说，自从红军路过我们和康乡后，国民党兵来了，日本军也来了。他们抓壮丁、抓挑夫、抢东西、强奸妇女、虐害老人……无恶不作。老百姓们苦不堪言，所以他们被称为“遭殃军”。与之相比，红军才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为我们翻身做主人而艰苦奋斗的胜利之师啊！

父亲的一言一词都饱含着对红军的怀念和崇敬；父亲的一语一句都是红军的骄傲，我们的自豪。

口述：向传菊，生于1930年，农民，现住洞口县洞口镇万塘村10组

整理：宁教兰  王梅芳